“今天少了两个，明天又走掉两个，后来（班上的同学）还剩下的，不到（原来人数的）一半了……”

这是黄友对家乡福田村41年前的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福田村，空旷的农田上没有年轻人，学校里没有学生，少数留下的几个青壮年，看着贫乏的物资和年迈的父母，心里的躁动一天天愈演愈烈……

没有姑娘愿意嫁来福田村，因为这里没有未来。

逃离，家乡

福田村曾经是深圳最大的村落之一，根据黄友以前对家乡的记忆，以前的福田村范围很大，北到笔架山，南到深圳河，东到华强路，西到皇岗路；因此福田的农田面积十分广阔，这里的人曾经保持着以耕种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民风淳朴，宗族文化浓厚。

黄友如今再翻看族谱，根据记载，他家最早是从江西的吉水一路迁徙来到的福田，据现在也已经有七八百年之久了。

41年前，黄友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17岁的黄友要离开他的家乡，离开这片他从小生长的土地。

黄友对当时的福田最深刻的记忆是：自己的同龄人在不断的离开。

黄友读书的班上原来共有三十多个人，但在当时，黄友和同学们每天面对的情况却是今天来班上发现少了两个同学，大家继续上课，明天再来就发现昨天一起来的两个小伙伴也离开了……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黄友身边，在当时的福田村，大家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老师无能为力，虽然还在尽力教导着剩下的同学，但在这种氛围中，黄友和朋友们自然也受到了鼓动，再也无心读书了。

初中还没毕业，黄友就辍学回到了农村干活。

黄友的运气很好，也或许因为是他肯吃苦，当时他回村不久就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负责开手扶拖拉机。

上世纪七十年代，福田村实行的还是集体经济，物资匮乏，村里的生产队一共就两台手扶拖拉机，十分珍贵；拖拉机手是份相对轻松又稳定的工作。

黄友大约做了半年拖拉机手，最终却主动放弃了这份“好工作”。

村子里虽然土地多，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却很低，甚至到了粮食都不够吃的地步，一家人明明是种地的，每天吃饭却还没有完整的一碗米饭吃。

“小时候，米饭不够吃，我们就把番薯拌到米饭里一起吃。”

现在黄友想起那种天天米饭拌红薯才能吃饱的日子，说自己和伙伴们当时说的，看到红薯就下意识的“作呕”。

不仅吃上过的很苦，黄友饿得面黄肌瘦，在当时的情况下黄友还觉得待在福田村没有未来。

农村的青年总是很早就开始要准备迈入婚姻，在需要劳动力耕作作为主要收入的情况下，福田村面临着最大的危机：外村的女孩子都不愿意嫁来福田村。

本村的女孩子不少都嫁了出去，嫁出去就是过上了“好日子”，而对于外地的女子而言嫁来福田村就是“自讨苦吃”，因为福田村实在是太大了！

这么多的土地，又那么穷，没有多少劳动力，每家每户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地要种，家家户户都是老少男女都要帮忙种田，自己要是嫁过来岂不是一起吃苦、也要天天帮着种地？

逃离的心思一点点在心里发芽，最终有一天黄友在和原来的几个同学一起聊天的时候，几个血气方刚又渴望出人头地的青年终于作出了决定——去香港看看吧！

从福田村去香港很方便，村南的深圳河，对面就是落马洲。

作为禁区内的村落，村民们和边防部队都非常熟悉，看到他们在河边是习以为常的事。

几个小伙伴就偷偷从深圳河游泳到了对岸。

1980年的5月，17岁的黄友和伙伴一起动身，福田村的地理位置让他们去到香港很方便，游过村南边的深圳河，就好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偷渡去香港的人不少，每日都有边防部队驻守巡逻，但黄友和小伙伴从小在村落里长大，对部队换岗的时间十分清楚，部队的军人们看着黄友和伙伴在河边也不会想到这次每日都能看见的村民居然是要去香港。

于是，黄友便和小伙伴一起偷偷从深圳河游泳，一路游到了对岸，到达了香港。

再见了我的家乡，再见了这贫困、看不见未来的地方，我一定会在香港出人头地的！

当时来到新城市，面对着陌生的语言和眼前的高楼大厦，17岁的黄友一定想不到今时今日，昔日他逃离的家乡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而自己会在知天命之年的时候感慨——“如果早知道今天深圳的生活会变得这样好，也许我就不会去香港了！”

在香港挣到钱全部寄回了福田

黄友的大伯父、姐姐都在香港，当时的黄友来到香港也不算举目无亲，在家人的帮助下，黄友在香港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当汽车修理的学徒工。

对于黄友这样不会粤语，学历又低的人，能在香港找到一份做学徒的工作，已经属于是家里人帮忙、很不错的情况了。

虽然在家乡工作较为清闲，但集体劳动下按工分制度分配收入，黄友的工分是7分，按照分红一天是七八毛钱，这在福田已经很不错了；而黄友一个月在香港做学徒，工资就有450块，远超他一年在福田开拖拉机的总收入。

黄友虽然每天起早贪黑便要去工作，作为学徒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做，初来乍到时还听不懂粤语，容易被老板排斥、被其他人欺负，但黄友对当时的生活却很知足。

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算上黄友，家里一共有五个兄弟姐妹，自从走了以后，黄友便把自己在香港做学徒挣到的收入又全部寄回去给福田，补贴家用。

在香港待了一年以后，黄友摆脱了学徒的身份，经朋友介绍，黄友开始了一份新工作：给水产公司开货车。

黄友需要从宝安县的松岗把淡水鱼运到香港，宝安县就是如今深圳的前身。

当时深圳已经开始了特区建设，大力发展“三来一补”， 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其中有一项是来料养殖；

鱼苗和饲料都是从香港运来的，在深圳的池塘里养殖鱼，培养深圳的养殖行业，同时增加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贸易往来，鱼长大了再运到香港销售。

虽然只是初级、简单的水产养殖，却给当时的深圳带来了不少的收入和工作的机会；深圳为每一口鱼塘提供配额，按照指标每日出口新鲜的活鱼到香港，也许这就是深圳腾飞的前兆之一。

来到异乡的生活已经有一年了，黄友努力适应着香港的节奏和陌生粤语，他依然思念着大陆，思念着家乡的一切。

这份辛苦的长途司机的工作，让黄友感受到了一丝丝家的温暖。

因为每次运输都要去深圳一趟，即使不是老家福田，但这份工作还保持着和内陆的联系，对于思乡的黄友来说这仿佛就是一种宿命。

这样黄友在休假之余，也能借机回到福田，探望家人。

在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大量的外资企业和在“三来一补”政策下的加工业开始在深圳兴起，吸引了内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南下来深圳务工。

南边就是深圳河的福田，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福田的村民们也开始从事一些小额的边境贸易业，还有运输行业；工作机会有了，村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多了，村里开始建起了一栋栋楼房。

由于福田村面积广阔，当房屋有闲置，村庄不断发展以后，村民还开始将空房间租给来打工的异乡人，多了一份租金的收入。

此时黄家也积攒下了盖房子的钱，黄友在香港一直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都寄回给了家里，黄友的父母也没闲着，通过跨境耕作在香港积攒下了一部分收入，黄友家率先在福田村盖起了小楼房。

而黄友，也提过一直以来的辛苦工作和平时节俭的习惯，终于攒下了在香港买公寓房的钱，一直以来的辛劳，换来了在香港的一个家。

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好了起来。

深刻感受到内地的变化

在作为长途司机辛苦工作几年后，黄友靠着积攒下的一些积蓄，决定抓住机遇，大胆创业。

此时的内地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不断深入，香港和深圳之间，不仅是当时较为发达的香港给予了深圳经济特区帮助，贸易在两地间开展，同时当时的香港也因为深圳获得了不少好处，在政策下互惠互利。

在看到政策带来的机会后，出身内陆、在香港打工多年的黄友决定投资两地的运输业。

黄友的生意直到2000年前，货运都非常好做。

主要是因为当时珠三角的很多企业，尤其是那么多的加工企业，每天都有大量的原材料需求，需要从香港过海关运送。

黄友还记得自己的早期生意，主要客户就是位于龙华的一家企业，他的运输队负责给企业运送胶花。

可是在2000年以后，随着盐田港的开通，香港至内陆的运输业就开始困难了起来。

因为有了更便捷的盐田港，货物可以由盐田进入内地，关卡更少、速度更快，需要从香港运输的货物数量就迅速减少了起来。

两地之间的运输行业即将发生巨变，商业机遇转瞬即逝，黄友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变化，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业务移到盐田港。

“2000年时候我开始在盐田做运输业，刚开始一共只有两台车可以跑，我就叫我弟来帮忙，我弟跑一台，又请了一个司机负责跑一台，慢慢发展到如今的8台车，最多的时候有20台车。”

黄友说，正是因为自己做运输业，所以享受到了运输业带来的好处：第一时间接触到更多信息，也因为忙碌于两地，黄友可以更亲眼所看到内地的变化，这正是很多香港人所看不到的。

“改革开放让内地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很多香港人却还不知道，还以为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待不下去需要冒险偷渡来香港；正是因为不了解、没看到变化，所以他们也错失了良机。”

说起两地这些年的巨大变化，出身福田的黄友以自己的家乡举例说，在上世纪90年代，福田就是深圳城中村改革的先行者。

1998年，首先是美国超市零售业的巨头沃尔玛入驻福田，后来知名的国际连锁酒店维也纳也是从福田开始，从福田扎根再发展到了深圳的其他地方。

回望前半生，如今已经是58岁的黄友更愿意回到家乡做一名普通的福田村民。

黄友每周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福田村度过，他把自己的运输事业放手转交给了以前的伙计，而自己的儿子也是在香港，儿子现在在投资汽车业，做修理生意。

知天命之年的黄友说：“现在，我已经回到老家福田过上退休生活了。”

偷渡过后截然不同的人生

黄友是偷渡，去到了更繁华的香港，而提到偷渡，很多人都会想起的另一个人是林毅夫。

与林毅夫不同，黄友是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而林毅夫则是放弃了原来一帆风顺的生活，他从台湾偷渡到了内陆，他想的是他要回到祖国。

两岸之间一次距离遥远的游泳，改变的可以是当时年轻人的一生。

在林毅夫下水之前，他是前途无量的军官，他叫林正义；再上岸，他来到了他梦想中的祖国，放弃了一切，他从此叫林毅夫。

在台湾时，林毅夫考上了台湾大学，前途无限，而在军训后林毅夫前往了军校从军。

当时《联合报》大篇幅的报道林毅夫，说他是“十大杰出青年”，大赞他是“台大学子弃笔从戎”。

《联合报》是当时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林毅夫成为了一时台湾民众眼里的模范人物，甚至在台军中，林毅夫还成为了招揽军队新鲜血液的宣传模仿。

林毅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田还在贫困之中、黄友还在家乡吃不饱饭的时候，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从军校毕业，深受当时蒋经国的厚爱；黄友放弃了学业，而林毅夫公费因为受重视，得以就读了台湾的政治大学。

4年后，林毅夫受提携，成为了最前哨金门马山连连长，这个身份是蒋经国对他的看重的体现，因为当时台湾内陆关系紧张，金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身为连长的林毅夫却借此在某一天游到了内陆。

1979年5月的一天，林毅夫冒着危险远渡只为回到祖国，一年后的五月，黄友偷渡到了香港，命运是如此的巧合。

林毅夫后来去了北京继续读书。

他认为，台湾回归大陆是迟早的事，自己不惜一切回到祖国，不仅是因为爱国，还是他认为在回归的过程和回归后，需要有一个人，明白大陆经济和台湾经济，而在台湾长大的林毅夫想成为这样的第一个人。

头脑聪明的林毅夫后来在美国就读了经济学博士，还曾在世界银行就职，面对当时美国各大知名院校抛来的橄榄枝和不少研究机构提供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却依然选择了回国。

他回到了内陆从事金融研究工作，还回到了北大成为了一名金融学的教授传师授业，他认为教授学生会对祖国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黄友、林毅夫，两个在相似的年代同样选择了背井离乡的人，因为一次游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也是因为当时那个唯一的、特殊的年代。

现在的黄友面对采访坦言说，早知家乡现在的发展状况，自己就不走了。

村民们现在有自己的事业，村里面还有分红，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自己是打心眼里的羡慕，但黄友表示自己并不后悔。

曾有网友表示，自己有认识和黄友状况相似的村民，在三十多年前放弃了村里的宅基地，而且是举家全部都偷渡到香港。

一开始还以为自己来到的是天堂，远离了贫穷落后的家乡，结果现在一家几口还挤在几十平米的公租房中。

而家乡早已经没有了他们的户籍和宅基地，由于惠民政策和乡村发展，昔日的同乡却生活得越来越滋润。

黄友更幸运，也同时是因为他有抓住机遇并大胆创业的勇气，他们一家五个兄弟姐妹一直是互帮互助，自己初到香港的时候就是家人们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工资的大部分接济家庭。

如今黄友和五个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这已经是黄友最开心的事。

黄友说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无论是香港还是家乡福田，他有幸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过程中最精彩的岁月，这已经很知足了。